郭冬临的小品里面说过「用谎言验证谎言，得到的只会是一个新的谎言」。而看到这篇充满中式黑色幽默的规定，我脑袋里马上浮现的是「用形式主义治理形式主义，得到的只会是一份形式主义的新范本」 这份规定试图在一个高度依赖程序、层级与权利的体制内，用体制最熟悉的方式——制定更严密的规则——去解决体系的顽疾。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：去解开身上已有的那的枷锁，我们设计了一把更精巧的锁 文件限制到 5000 字，会议压缩至 1 小时，督查精简为 1 项，每一个冰冷的数字，都精准地瞄准了形式主义的外在状。它完美地回答了「如何向上级证明我们减负了」的技术问题，却对「基层的真实负担是如何产生的」这一核心问题避而不谈 可预见的，其结果是用一套新的程序和指标，去覆盖一套旧的程序和指标。基层为了向上证明自己「反形式主义」卓有成效，必须以十二分的精力去遵守这套新的形式主义准则。这难道不就是将驴背上的旧麻袋，换成了一个崭新的、贴着「减负」标签的新麻袋而已？负担丝毫未减 形式主义真正的病根，深植于「唯上负责」的权力结构与扭曲的政绩观中。只要我们政府工作人员的评价体系仍然是「自上而下」绩效考核，而非「自下而上」人民满意，那么下级部门与人员「向上表演」的动力就永远不会枯竭 这场轰轰烈烈的减负行动，虽然可能是现有框架下最务实的尝试。其「目的明确、过程滑稽、结果未知」的特质，也注定会成为我党自我革新中最卑微可笑的一段注脚